研究外国文化，如何打好自己的学问基础？
北京大学未名湖
严绍盪教授请我来谈一谈关于如何研究外国文化的问题。本来讲治学之道，应该是那些成功了的，取得了很大成就的著名学者的话题。而我的研究并没有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今天，让我来说这个话题，总觉得不合时宜。但是，严先生的盛情邀请，我不好意思推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先生多作批评。
所谓研究是就某一客观对象进行综合的考察，揭示其本质，阐明其存在的方式以及变化的规律等。因此，研究者本人的国籍、性别、年龄等，与研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实际上，倘若一个外国学者进行非本族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时，则情形并非如此。运用语言的能力、研究前的知识准备，研究方向的选定等等问题，是与本国的研究者大不一样的。下面我想就我自己近二十多年的学习摸索过程谈一点心得体会以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般来说，作研究须有三种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研究的对象，二是研究的课题，三是研究的方法。作为学者、是否掌握自己的研究对象、自己的研究课题、自己的研究方法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
我把自己的研究摸索过程和一些体会作为同一年代学者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给各位先生介绍一下。
选择课题，确立方法
我的研究起点是这样∶上本科时，我读过我的老师小川环树先生的一本《唐诗概说》(岩波书店，1958) 其中，小川先生说，“五言古诗在建安时代作为士人的文学体裁已经确立了中心地位”。小川先生的这一说法，引发了我许多思考。某一个诗体在某一个时期的文学体裁中确立巩固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历史必然性呢？对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大的兴趣。
因此，在做毕业论文时，便以发展的眼光探讨了建安曹植的五言诗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而硕士论文则是就阮瑀的五言诗探讨五言诗从民歌到文人创作的发展过程。上博士生后，第一次写的论文，便是研究建安七子的领导王粲的五言诗。重点探讨他对《楚辞》、《诗经》以及《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毕业以后，我便一直研究文人五言诗的艺术因素、思想背景和历史原因。
但是，专门从事建安文学的研究，其范围比较窄，必须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扩大知识范围。因此，我决定研读唐代的文学大家的作品。他们的思想深刻，艺术性强。正可以借此拓宽我的学术领域。于是，开始研读柳宗元的诗文。
我近三十岁的那一年，读完了柳宗元的诗歌。此时，我发现，柳诗中在柳州创作的大都是近体诗，相反他在永州创作的诗歌大都是古体诗。我很想探讨这种变化的原因。当时，我用半个月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柳宗元的全部散文，被他的悲剧生涯和坚持自己思想的崇高精神、高洁人格，感动得落了泪。从此以后，我的研究重点从建安文学转向了柳宗元。
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把握分析诗体和诗境的内在联系的研究方法。因此，先就从永州时代到柳州时代的精神变化写过了两三篇文章。
1982年，赴任鹿儿岛大学以后，我精读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和清代学者关于诗体的文章，掌握了有关诗体的基本知识。于是我着手柳诗的诗体分类工作，同时参考前辈学人的成果，做柳宗元诗歌编年的工作。在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我开始探讨他的诗体变化和精神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1984年，在《日本中国学会报》36期上发表了《柳宗元诗的诗体问题－兼论以元和十年为境界的从古体到近体的变化－》一文。那时候我已三十七岁了。读本科时对诗体问题发生兴趣，之后用了十几年的岁月，才初步把握了我自己的课题和研究方法。
今年３月份我在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关于柳诗的报告。当时，社科院的各位老师，都不客气地给我提出了意见。说∶李白的古诗并不复杂，其表现的思想非常明确；杜甫的《登高》并不单纯；你看词，同一的词牌中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作品，不可以说某一种诗体表现某一种倾向的感情。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你不要绝对化等等。
我受到大量的批评。但是我本人早就感到应该探讨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柳宗元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体与精神的某一种内在联系，当然，在杜甫、李白的诗歌中也应当有同样的规律。杜甫的《登高》的确不是单纯的作品，但也不可以说“复杂”。这一首诗内涵很深，用七言的富于动感、充满气势的节奏表示出对自己身世的深刻慨叹，同时表现出走过几十年的坎坷道路才体会的一种崇高达观。
李商隐的律绝是单纯明快吗？对此问题，谁都一定回答“不”。我认为，他的律绝确实意蕴朦胧，但他所表现的情感本身确实非常明确的。他的律绝的这种特点不违背我关于律绝的表现功能提出的规律。
李白的古诗，其主张确实很明确。诗人用五古写作的决定性理由不在复杂的矛盾，而在对古人的精神思想的敬慕和把自己比作古人的自尊自大自傲的精神。
韩柳的古诗中，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其强烈的自尊心激化矛盾，呈现出很复杂的情况。李白的古诗，主要表现出他自尊自大的精神，没有韩柳那种复杂矛盾，其主张比较明确。这种问题，在那个较短的时间中不能展开。加之，我的汉语表达能力差，那天回答不了。但他们的批评，对我很有启发。为我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确定了努力方向。对他们的坦率批评，我表示衷心感谢。
我的白居易研究
探讨柳宗元在永州写作古诗的特点时，白居易关于讽谕诗、闲适诗的文学理论、给我很大的帮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阐述了他被贬江州之后对文学的思考。他根据《孟子》的“兼济”“独善”的理论把闲适诗与讽谕诗等量齐观。他自以为闲适诗的背景还有兼济的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强烈的兼济之志，但不能实现这种志愿的情况下写作的诗歌就是闲适诗。因此，闲适诗中的背景仍然有兼济思想。这样，他给自己对闲适和律绝的爱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如上述，柳宗元在永州时写作大量的山水诗、花木诗、佛教诗，表现爱好闲适和向往退隐的心情。但这种表现都不是他真正的心情。对长安的怀念越深切，他的心情越痛苦。因此，为回避不能回长安的窘境带来的苦闷，他借歌咏山水向往闲适，来抑制对长安的怀念。永州的五古表面上是一种闲适，但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兼济之志的表现。白居易的文学理论，为阐明柳诗的这种性质提供很大的帮助。我认为白居易的文学观念是打开中唐时期众多文学家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心灵奥秘的一把钥匙。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白居易的动机。
我认为，我的白居易研究，最大的成果是阐明了白居易所谓“独善”的意义。在贵国，白居易是“志在兼济”的现实主义诗人，这一评价代表了学界的基本看法。因此，一直比较重视讽谕诗与其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忽视其闲适诗与独善的观念。日本学界也受贵国研究的影响，很长时间认为《与元九书》是阐明诗道与讽谕诗的理论的。我和川合康三打破了这种既成观念。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地给“兼济”和“独善”以同等地位。他主张以“兼济”为基础的讽谕诗与以“独善”为基础的闲适诗之间没有价值的高下。二，《与元九书》的“独善”，一方面保留了《孟子》原有的独善的意义∶“不得志修身”，但是也包含白居易自己给“独善”所下的定义，是自己一身的快乐＝独乐。这样，《与元九书》的“独善”，包含有双重意义。后来，他六十二岁时在洛阳写作的《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中说∶“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此“独善”的内涵与《孟子》的“独善”并不相同，就是追求个人的人生快乐，而与《孟子》的个人品德自我完善的内涵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白居易的“独善”。(请参看本书1-1 《读《白氏文集》札记》前编第三章、第六章)
我认为“独善”与闲适诗的理论是他被贬江州以后才考虑到的。但，有一位年青学者叫成田静香，她在有关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的一文中，对我的看法提出置疑。此外，国学院大学的畏友赤井益久也说；“被贬江州前的早年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后来的独善思想的原形”。我认为独善与闲适诗的理论是以被贬江州的愤激为直接的原因而产生的。如此看，才能真正了解其在白氏一生中的意义与白氏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又增写了两三篇文章，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请参看本书1-1 《读《白氏文集》札记》中编第二章、第三章)
此外，白居易也以元和十年为境界，开始写作大量的律绝。因此，针对白居易的诗体变化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并与柳宗元的诗体变化进行对照研究，其结论也是一样。大致说来，作为朝臣的身份意识的成熟、稳定自然而然使他写作大量的近体诗。
为进行这种研究，先应该作诗体分类及诗歌编年工作。起初，用纸笔进行手工劳动。然后，用电脑建立资料库。我的工作速度便大幅度提高了。白居易的作品，共有3700首，诗歌有近3000首。如果不用电脑，我对白居易的研究，不能说不可能，但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在探讨诗体分类和变化问题的同时，还将白居易的制诰文进行了古体与新体的文体分类工作。我认为，这个研究对学界做出了一点贡献，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较大的意义。(请参看本书1-1 《读《白氏文集》札记》前篇第二章与第七章)
与进行白居易研究的同时，我积累了有关佛教的基本知识。在鹿儿岛时，想探讨柳宗元的佛教思想。但，当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准备，无从着手。1982年，我回到大阪，就加入了京都禅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禅语录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办得很扎实，我从中获得不少知识。以前是“谈佛色变”，现在多多少少对佛教经典有所理解。如没有这种基础，有关白居易佛教思想的两篇文章是不可能写出来。
关于拙著的出版事宜，庆应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白居易专家太田次男先生对我的关怀很大。十几年前，我在鹿儿岛时，拜读他的大作《论柳宗元永州八记》。此文认为柳宗元是典型的唐朝的官员，以此观点为基础对永州八记进行分析，阐明了“山水记”是为了逃避贬谪苦闷、获得一时安宁的一种表现。我受到很大启发，寄上了拙文抽印本请教。后来，我写《日本战后白居易研究概况》一文，其中比较仔细地介绍了太田先生对日本旧钞本的多年研究。这样，太田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了。因此，我被任命为太田先生当主编的《白居易研究讲座》（东京勉诚出版社，1993～1997）系列的编委之一。通过这项工作，勉诚出版社社长池岛先生和我建立了相互信赖的关系。因此，他不计得失接受拙著的出版工作。
扩大研究范围，巩固学问基础
与白居易的研究并行，我对韩愈的诗文体裁的变化与其精神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有关此问题的研究有《韩愈的诗作－兼论从古体的优势到近体的优势的变化－》（《日本中国学会报》40，1983）、《韩愈的文章－兼论其骈散的变化与官僚意识的关系－》（帝冢山学院大学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集《世界与日本》、1992）、《古文家韩愈－兼论其自我意识与官历的关系》(《中国文化论丛》1,1992)等三篇文章。
韩愈的诗歌创作从古体到近体变化的时期，是元和八年，比柳宗元早一点。但，由于获得朝臣的身份意识带来的稳定精神使他大量写作近体诗。这一点与柳宗元、白居易的诗体变化的原因基本上一样。
这样，诗体变化与诗人的精神状态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明确了。诗人在获得作为朝臣的身份意识前，激化其骄傲精神、昂扬自负精神。这种精神状态自然而然使他们采用较合适于表现士人自傲的精神的五古诗体。随着作为朝臣的身份意识的确立和成熟，过去的自傲精神和自尊心减弱而趋于稳定。自然而然、开始大量创作较适合于抒写日常琐事的近体诗。
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深知不会有再回长安的可能，反而心情较为达观。他下定决心在柳州实现“辅时及物”的志愿。这样，他又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意识。成功还是不成功和身份意识的确立、成熟是两码事。
白居易和韩愈因获得地位成功了确认朝臣的身份意识。柳宗元接受悲剧遭遇，甘于地方刺史的地位，获得了朝臣之一的稳定的身份意识。韩愈被贬潮州，他朝臣的身份意识还是很坚定的。
在日本专门探讨诗体的表现功能的学者，除了我以外还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教授。二十年来，我们都针对诗体的表现功能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方式不同。松浦教授一直致力于建立基本理论的研究。而我则偏重于对中唐时期诗人们的个案研究。原理性问题基本上交给松浦先生探讨。最近，松浦先生读了拙著之后，给我一封来信说∶“您说的研究方法即看重“诗体不同，表现的功能就不同”。这就是我本人在《中国诗歌原论》中所主张的观点。因此，我认为大作是将原论中所指出的基本理论方法运用于白居易研究的具体成果。我非常高兴，禁不住一些感动。”由此可见，虽然我和松浦先生观察的角度不同，但都注意到诗体的表现功能，而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这样，我这二十年来一直针对诗文体裁的变化与精神状态的变化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受到两位学者的启发和影响。
一位是兰州西北师范大学蹇长春教授。我在鹿儿岛的时候，拜读蹇教授《永贞革新与新乐府运动的历史背景》(《西北师范大学学报》 )一文。这篇文章关于元和这一代的认识十分深刻，我对元和一代的看法与此大致相同。于是寄上拙文请教。回大阪后不久，收到他的回信。其中他请我向中国的学界介绍日本研究白居易的情况。1989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登载了拙文《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为写这篇文章，我仔细研读了战后日本有关白居易研究的大部分论述。这对我作白居易的研究课题帮助很大。
1990年，我在兰州第一次与蹇教授见面。这时，他指教我说；你对诗歌的分析很仔细，但对历史背景的了解有点不够。你必须要加深对历史的了解。因此，我利用在同志社大学担任“汉文讲读”的机会，研读《资治通鉴》。自此之后，我形成了每天读历史书的习惯。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很有裨益的。蹇教授的指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另一位是奈良女子大学的教授梶野启先生。他研究德国文学。读研究生的时候，通过朋友的介绍跟他结识。他在《文学理论札记》（三省堂选书，1978）中说∶分析文学作品的情节、阐明其主题时，关键问题在正确地抽出构成作品的主要因素和观察其矛盾的发展、演变、结束的过程。梶野先生的这种说法一直成为我阅读文学作品时的重要方法之一。向梶野启先生寄上在鹿儿岛时写的关于白居易的两篇文章时，他立刻给我回信说∶“你对白居易的思想和文学的看法不对。闲适诗确实体现白居易对闲适本来有的爱好。你根本不懂感伤诗与律诗的区别在哪里。最好都改写吧！”
他根据他自己关于人物、经历、思想、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创作的一种模式提出上述意见。收到梶野先生的信，我重新思考闲适诗以及感伤诗与律诗的区别问题，我坚信∶一，白居易本来对闲居的快乐有很深的爱好。可以认为这种精神确实是后来创造独善与闲适诗理论的思想基础。二，感伤诗也是古诗，与近体的律绝根本不同。
根据这个新的见解，我写了《白居易的感伤诗》一文。其内容提纲是这样∶感伤诗与律诗，两者均直率地表现了身处穷途的哀伤；不同点∶感伤诗中悲叹的背后，是对长安谏官时代的执著，诗人把自己置于谏官时代的情境之中，对当前的零落现实发出浩叹，律诗中的白居易则置身于目前的现实中，其悲伤是对目前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直接敏感反应而表现出来的感情。差异之成因。感伤诗以五古为主（88％），五古对于表现士大夫的自尊自是的心态而言，是比较合适的诗体。同样是五古，同样是自尊自是心态的表现，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在具体内容方面尚有区别。讽谕诗之自尊自是根于儒家思想，闲适诗之自尊自是源于老庄，感伤诗则执著与已逝的仕途荣光，已逝仕途荣光成为这个自尊自负精神世界的支柱，从这一不变的世界里对现实的遭遇发出哀怨。
写这一篇文章，我对诗体和精神状态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了解。这篇文章是此后陆续选择新的课题的起点。
我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很不够。研究文学，不应该埋没在作家作品的世界。我经常自问，文学是甚么？用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因此，为了深入研究，必须加强文学理论的修养。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所接受的研究方法是将作品与历史事实分开，而孤立地分析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这是新批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当时的年轻学者比较倾向于这种方法。蹇先生和梶野先生的指教使我这个井底之蛙扩大了眼界。
这样，随着研究方法的确立，研究课题也就越来越明确了。
据我的了解，一般中国文学史上都认为，中唐特别是贞元、元和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是韩柳所提倡的古文运动。这个提法大致是不差的。但，我认为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１，他们写作古文的同时，也大量写作古体诗。古文运动的时期，不仅仅是古文的时期，也是古诗的时期。更概括地说，也可以说是古体的时代。
２，这个古诗与古文兴盛的时期不长。古诗的时代，大约结束于元和十年前后。古文的时期结束于元和末年。他们的文学创作体裁变化如此明显，虽然个人的思想境况不完全相同，但在同一时期相继发生相同的变化，我认为，其间必定有着某种共同原因。这就是元和一代的时代思潮的变化。
我以为在从来的文学史上补充上述两点是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为完成这个课题，起码要探讨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这五位文学家的诗文体裁与其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最近刚着手关于刘禹锡诗歌的研究。为巩固理论根据，还要探讨前面的李杜、后面的李商隐的诗歌。因此为完成此研究，可能还需要十年的时间。我作为学者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今后十年的奋斗。
时代的制约和要求
我探讨关于元和文学的体裁变化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不仅希望在中国文学史上补充一些新见，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确立自己的思想这个问题。我关心这个问题的主要动机，由来已久。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日本的政治气氛非常浓，知识分子尊重深刻而伟大的思想。受着这种政治气氛和思想潮流的影响，我本人对思想方面的问题一直有较大的关心。平冈武夫先生和花房英树先生的白居易研究，虽然我的研究受他们的很大的启发，但我不能同意他们提出的关于白居易思想的看法。所以我一直追求建立我自己的白居易人物形象。结果，拙著探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围绕“兼济、独善”的基本思想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不像我这样。他们一开始研究就讨论白居易追求个人快乐的问题。
我们的研究不能超越时代的思潮。这一点，我们根据战后中日两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可以知道。(请参看本书1-4 《战后中日两国白居易研究的趋向－－兼论时代思潮与研究观点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不得不受时代的影响，研究的任务和课题，随着时代的要求有所不同。现在已经不是吉川幸次郎先生的时代。那一代是由于战后的学制改革，大量地开设大学，知识分子的界限大大地扩大了。初中、高中的课本中也有汉文的课本了。学习汉文，爱好中国文学的人激增了。吉川幸次郎先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了很多启蒙文章、介绍性强的文章。他和小川先生一起指导当时年轻的学者与研究生让他们分担撰写中国著名诗人的诗歌译注。这就是1960年前后陆续问世的所谓《岩波诗人选集》系列。这个诗人选集系列体现着那个时代的要求。
但是，一般介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深入的研究。也就是就每一个文学家、每一种文学体裁进行具体细致的深入研究，而修改过去的素描式的中国文学史。
决定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课题，确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见解，取得显著的成就，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这一代的学者都明确地知道这种时代的要求。1990年发起的《中唐文学研究会》正是适应着这一时代的要求。
三个关键
由上述可知，为进行研究，取得成就，关键在下面几项∶
１，研究对象
对研究对象的热爱，仰慕，同情就是推进研究的最大的动力。我仰慕柳宗元坚定高尚的品德，喜欢白居易强烈的自重自爱，对元和这一危机感和热情交错的时代感到很大兴趣。我仰慕他们，把他们作为锻铸我个人人格修养的楷模，因而我对他们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研究对象不要选得太窄太小。视野应该广阔。
研究对象，应该读完全部。比如说探讨《史记》的某些问题，应该读《史记》全篇。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提出较可靠的，正确的见解。我的老师入矢义高先生常说∶“应该读全部，读了全部，自己对这个对象的观点才能确立”。
２，研究课题
自己所探讨的问题，不应该中途放弃。要执著于解决自己的研究课题。既不能浅尝辄止，又不能见难而退，更不能见异思迁。这样，有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就有可能新的突破。
研究课题本身应当有发展，应该扩大。探讨某一基本课题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关的课题，但是也可能是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探讨这种新的问题，又可以将原来的研究课题扩大和深化。
３，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根据自己的课题自己创造，自己确立的。不是先有某种有效的方法，而是先有自己的课题，然后才为解决自己的课题而探究某种有效的方法。应该从自己研究的实际出发，建构反映自己的研究课题要求的理论。不能借现成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课题。
方法是发展的。比如，我把诗体的今古问题运用到文体的今古问题上，提出了把诗体和文体统一观察的新的看法。(请参看《读《白氏文集》札记》前编第七章)
扩大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为巩固，提炼，发展研究方法，起很大的作用。扩大研究领域和课题，可以试验自己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课题上能不能适用。如碰到不合适的问题，应该修整以前的研究方法，补充新的理论。这样，研究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该接受批评。受批评时，不要直接单纯反攻此批评的表面说法。批评一般都有它的思想背景、理论根据。先应该了解人家批评我的思想背景、理论根据。这样，才能克服自己的研究说服不了别人的问题, 而且增强了自己的学问基础。从批评中吸收批评包含的合理的、正确的看法尤其重要。
有关三个关键的重要问题
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知识准备，要广，要深。比如，据说吉川幸次郎先生都读过《四部丛刊》。他把唐诗比喻成酒，把宋诗比喻成茶。认为张说的诗歌具有开辟唐诗的新风格。这些见解如没有渊博的学识基础是不能提出的。
应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问题。不要随大流，所谓大学者也难免错误。陈寅恪先生也有时犯错误。如自己的看法与大学者的看法或者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应该把自己的看法本身看做只是一种看法，就各种观念的论据进行仔细的调查和思考并与自己的观点相比较。然后，再作取舍。
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前人成说，应该全面地、系统地掌握。而且要正确地把握自己的研究在学术史中的位置。
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朋友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日本文学教授神野志隆光对我说过∶“研究的成功由一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他说得很对。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师生关系，有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有既是师生又是朋友的关系。
我读硕士生的第二年夏天，去小川老师的研究室就硕士论文的题目受他指导。我说∶“我希望在吉川老师的《阮籍的飞翔》一文的基础上对阮籍的咏怀诗进一步深入探讨”。小川老师说∶“那种文章，谁都能写。只是笼笼统统地解释一下的。”“提交论文的时间已不到半年。阮籍是一位文学大家，你探讨不了阮籍”，“那么，嵇康怎么样？”“嵇康太深刻，你能了解他的深刻思想吗？”。这样，我的硕士论文选择了阮瑀，写了《阮瑀的五言诗》。我以为小川老师对我的指导非常准确，非常客观。
京都禅文化研究所的禅语录研究班几年前开始作《景德传灯录》训注的工作。这个研究班两个月开一次研讨会。开会之前，应该提出自己负责的部分的原稿。入矢义高教授先给我们提交的原稿进行很详细的批点。研讨会上根据此材料进行讨论。有一次某一位教授提出的原稿，注写得太少。入矢先生给他写信说∶“原稿，应该拼命地写”。结果，他不来了。
我尊敬的前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小南一郎先生读了拙著之后，给我一封来信说∶“我认为你的研究突破了以前的出于兴趣的研究。但白居易在历史上和社会中的位置还是不大明白。你处处用“身份意识（identity）”的词汇。应该说明，此词汇的正确的意思。”这的确是我本人感觉到的问题。由于他的指教，我明确知道了∶１，关于白居易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位置，应该在将来出版的《元和文学》中阐明。２，应该明确地界定identity这一概念的内涵。
赞扬而鼓励的老师与朋友，当然是很宝贵的，但是，严格批评的老师与朋友更是难得。
小池一郎是我在京都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任同志社大学的教授）。从我二十五岁时开始，我们便在一起研读柳宗元的诗文，长达十年之久。后来我因去鹿儿岛工作，一度中断了研读活动。当我回到大阪以后，我们又继续开始研读柳宗元的诗文。除去中间的六年时间，前后算来，我们在一起研读柳宗元诗文，将近二十年的光景。我们研读柳宗元全集的基本动机就是想将柳集全部准确地翻译为日文。因此，我们的研读非常仔细、认真。
衣川贤次也是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同学。现任花园大学的副教授。他对佛教和禅语录方面的学殖很深。1988年，我回到大阪时，他给我介绍禅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会。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唐宋的白话。其研究态度非常扎实。他最敬佩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在日本的入矢义高先生，另一位是中国四川大学的项楚教授。他认为这两位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很严谨的。这两位是我在日本的最要好的朋友。
此外，在中国有不少朋友经常联系，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同一年代的朋友之间，不客气、坦率交谈学术方面的各种问题，为推进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朋友和朋友之间的率直的交流也是学术活动中不可或缺的。
语言的能力
研究外国文化，要克服的困难、问题不少。其中最大的、最困难的问题是运用语言的能力。
先说理想情况。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文是我们的共同语言。在日本，向日本的学界发表日语的文章的同时，应该发表中文的文章、用汉语与中国的学者进行讨论。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成就向全世界发表与公布。应该尽可能接近与英美文学的学者用英语进行研究工作的那种情况。
过去一段时期两国邦交没有恢复，此外还有锁国状态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之，在贵国，文艺政策方面强调“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因此，很长时间学术交流（包括留学）较困难。但是，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文艺政策方面也比过去自由得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学问的国境线已经没有了。从事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应该用中文推进学术交流。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立场。
下面说我的实际情况。我的汉语能力，老实说，很差。年轻的时候，有过梦想，如果能在中国用汉语做报告，跟中国的学者进行自由的讨论那多么好！这种梦想现在差不多实现了。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运用汉语的能力仍然太差。报告的起草、论文的写作，我独立完成不了，必须请中国朋友帮助修改。宣读报告还可以，但是一进入讨论，就感觉到词汇贫乏、言不尽意。
虽然外国人毕竟是外国人，跟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确实不同，但还是不应该娇纵自己。应该尽可能刻苦努力学习，现在在中国有了学习语言的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但记忆力已经减退了，太吃力。
我较认真地开始学汉语的年龄是二十七、八岁，已经太晚了。读本科时，不是没有读书。那时候，是政治气氛很浓、尊重深刻的思想的时代。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有关的名著，大部分都读过了。但是，太忽视语言方面的学习。如果，我现在能够重新回到大学时代，我一定会把提高汉语的水平作为最重要的学习目标。趁脑子灵活，记忆力强的时候，刻苦学习。
去年十二月份，我参加在北师大召开的语言方面的研讨会。开会时，一位日本较年轻的学者做简单的讲话。我很关心他的汉语怎么样？他讲什么样的话？那位先生的汉语非常不错。我听他讲的汉语受到很大的感动。与会的各位中国人的老师也都吃惊，会场暂时轰动了。会后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很坦率问他∶“您汉语为什么这么好？怎样学习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他略想了一下，便回答说∶“处处留心”。那时候，我已经来到北京有三个月了。如果，没有他这一句话的提醒，我有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诸如∶“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我已经老了”“我年轻时，邦交还没有恢复，没有机会来留学”“学校的工作太忙”等等，来原谅自己的偷懒。听到这一句，我认为我学习汉语的态度确实大有改变。我现在觉得学习汉语是一种战斗，跟汉语的战斗，也就是与自己的战斗。而且，那个年轻的朋友，她常说的“我汉语进步太慢！”，我也常说这一句话。
我为什么这样勇敢地接受这一次报告。我的想法是∶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反省自己过去的研究工作，为今后的研究确立新的起点，另一方面，希望尽可能锻炼自己的语言能力。如承蒙各位先生的亲切指教、严格的批评，不胜感谢。
*本文1997年6月发表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化比较研究所。